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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士庆
■ 程士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把文学教育窄化地理解为是一种应试的工具,学语文课文、看文学作品,都是为了那份漂亮的成绩单。几年前,我在筹建浙江文学馆时,不少教培机构负责人联系我,寻求开展写作尤其是作文辅导方面的合作。这种需求的背后就是惯常的对于文学教育的功利化理解。实际上,文学教育的意义不应被简化为应试价值,它的“有用”,是超越分数的长效价值,是潜移默化的立德树人。
文学教育的意义,来自于文学本身。文学作为有助于“人类精神生活养成史”的一门基础性学科,通过三个维度实现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其首要功能在于塑造人,我们说“文学即人学”,正是因为它引领我们学会如何感知他人的悲欢,学会怎样和世界相处;文学的另一核心功能在于表达。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最大的特点,是我们的语言能力,我们通过语言和文字表达感情、对世界的观照。正因如此,文学成为了人类表情达意最重要的载体。从人与人之间的细微交流,到中外文明间的对话,无不依赖于文学;其第三重功能是传承。它如同一个民族活态的记忆,将特定时代的生活风貌、社会情态与集体情感熔铸于文本之中,得以跨越时空的流传。《诗经》三百篇,歌唱爱情、赞美劳动、表达现实,这些都是先民生活的鲜活切片。这种传承,让后人得以感知历史的温度。
所谓的文学教育,其根本意义是赋予以上几种人生存于世所必需的能力,这些能力是我们理解世界并与他人产生深刻联结的基石。比如艾青的那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它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时代的刻写,并穿越时间,至今仍是人们表达对祖国与脚下这片土地深情的象征,正是凭借其强大的共情力量与塑造能力。
因此,文学和文学教育,都绝不是简单的应试工具。就像数学、物理一样,它常被冠以“无用”的标签,但恰恰是我们最不能离开的。
文学馆承担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面向公众开展文学教育。大众熟知的各类场馆中,文学馆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存在。博物馆把有考古价值的展品拿出来,自然会有人来看;非遗馆有民间“绝活”,也是自带流量的;图书馆因为提供了阅读的空间,哪怕读者去自习,也能有人流量的基本盘。那么,文学馆应该怎样对大众形成吸引力?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文学馆为谁而“开门”;二是人们来到文学馆,能做些什么,也即文学馆能为公众提供什么。
首先,文学馆不仅是办给文学爱好者的,更应是办给普罗大众的,因为大众需要从文学中找到精神寄托和慰藉。在新大众文艺的图景中,每个人都是文学的共享者,也可以成为文学的创作者。因此,浙江文学馆提出了一个省域文学品牌口号,叫“文学四季在浙里”——周周有讲座,月月有活动,季季有展览,通过办不同类型的、涵盖不同受众的活动,把人流量吸引过来,不管他们是不是文学爱好者。
前不久,“外卖诗人”王计兵在浙江文学馆举办了一场以“世界把我照亮”为名的诗歌分享会,吸引了一些外卖员、保安等普通劳动者前来。他们从王计兵的经历中,见证了文学怎么样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他们未必是文学爱好者,但确确实实走进了文学馆,感受到了文学穿透平凡日常的力量。
其次,人们来到文学馆,可以做些什么?在我看来,浙江文学馆集中呈现了几千年来浙江这片土地上的文学家群体共同写就的一部立体的精神大书。这是一个文学的精神场域,观众来到这里可以感受被文学拥抱的沁人心脾,感受文学向你走来的摇曳调性。而文学工作者需要思考如何适应当下观众的需求偏好,把他们引进门,感受文学立德树人的价值。
怎么让文学馆的人气火爆起来,实现文学教育的更高触达率?举办展览、讲座、论坛、写作课程等活动,是最基础的途径。办一些专业性高的活动是必要的,这可以体现文学馆的专业水准。同时,还要开展一些大众关注度高的展览和活动,吸引更多观众前来,产生些许心灵共鸣。专业路线和大众路线,两个方向都不应偏废。
今年,浙江文学馆推出了“心海之歌——三毛文学手稿特展”,展览勾勒出三毛的人生行迹、文学创作和故乡情缘,展示了大量三毛的实物手稿、生活用品等,其中包括荷西送给三毛的定情物——骆驼头骨。原定展出时间是3月展至5月,但应读者建议,两次延期。其间,天南海北的观众前来参观,有很多人是拿着三毛的作品,把其中的描述和现场的展品一一对应起来看;还有民间的剧社自发地到展厅里拍戏,扮演三毛作品中的角色。当时荷西的姐姐妹妹正好在上海,知道我们办这个展,也专程赶来。因此,举办优质的、有影响力的展览,是开展文学教育的有效形式,也是观察文学教育触达率的有效标尺。
然而,当前部分公共文化空间开展文学教育时,仍存在思维陈旧的问题。一些文学馆“家底”丰厚,藏有大量珍贵的名家手稿。以茅盾先生的《子夜》手稿原件为例,浙江文学馆开馆时曾将其迎回故乡,这是近百年来的首次,且此后恐难再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它现已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茅盾先生创作时,每写1万字小说便会先拟一两千字大纲,这份手稿即便有涂改,字迹仍是工整的小楷,本身宛如一件艺术品,尽显老一辈作家严谨的创作态度。但实事求是地说,即便这类极具价值的手稿得以展出,也未必能吸引很多年轻人前往参观。
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因为理念、创意、展陈形式跟不上数字时代年轻人的审美水准。现在的年轻人具有比较独到的眼光,静态的传统展陈形式很难吸引他们,更不要说破圈传播。如何创新方法,打破“我展你看”的单向输出模式,增强展览的互动性,提升活动的体验感,是一个亟待突破的课题。
在这方面,文学馆有很多可以探索的地方。前几年元宇宙(虚拟世界)概念十分流行时,我就在想,可否将之与文学作品的虚构特性贯通,尝试打造文学数字化场景应用,让观众如临其中,而非简单地、干巴巴地去看展柜里的静态手稿。比如,可以根据余华的作品构建一座数字《文城》,将作品中的各种经典场面、典型人物都活化其中,观众可以进入这个世界,选择跟余华做邻居,走进他的书房里探秘。这种形式或许就能有效吸引到很多年轻观众。
我们的文学教育,可以和当下产生怎样的关联,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命题。如今社会节奏快、生活压力大,社交媒体上网友们常有内耗情绪。文学教育正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当下正在大力开展的诗教。“诗词的女儿”叶嘉莹讲过一句话,诗词“让人心灵不死”。她这一生颠沛流离,但诗词成了她抵御艰难困苦的一种支撑。早年,她饱尝国破家亡之痛,中年又遭遇家庭变故,但她始终从诗词的世界里寻得力量。“白昼谈诗夜讲词”,就像不断在给自己浇水、施肥,使她获得了人生的养分。文学教育的价值,正是让文学回归人的精神生活的中央。
也许,文学馆的“有用”,恰在于它的“无用”。我常说,观众来到文学馆,未必一定要带走什么样的知识,在这片文学的空间静静地坐下来,释然自己,放空一下也很好。文学馆的作用,就是尽可能为大家提供一片与自己和解、能够找到再起身出发的动力的空间。面对公众的人生之问、时代之问,文学教育能够做些什么,这也是我们出给自己的必答题。
(作者系浙江文学院院长、浙江文学馆馆长)炒股配资平台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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